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界在中国禅宗发源地湖北省黄梅县，举行过两次专题研讨会。第一次是1994年5月在五祖寺举行的“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赵朴老专电致贺；2000年10月初，又在四祖寺举行“首届中国禅宗祖庭文化网络研讨会”，任继愈、萧萐夫、吴立民、黄夏年、方立天、唐明邦诸位学界耆宿，和百余位国内外学界、教界的佛学研究者莅临发表宏论，国内许多报刊争相报道、介绍、评论。两次会议共收论文百余篇，分别精选汇编为《东山法门和禅宗》（1996年6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禅宗与黄梅四祖寺》（2006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辑行世。
两次会议都以禅宗与中国文化为中心议题，对印度禅学被中国文化吸收、消化，使之与孔孟老庄的人生修养论涵融，导致具有中国本土传统思想文化特质的佛教禅宗的立宗理念--“东山法门”的产生，标志中华禅宗在华夏大地上横空出世。近百年来，随着敦煌藏经的面世以及许许多多隐散各地的为历代灯录僧史力未能及的古文献、抄本、碑刻、方志等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鉴别、论证，使两会的方家论文集中地体现了当前国内外禅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所能达到的最新境界，突破了以往按各种灯录及宗谱所预设的框架，逐步恢复了禅宗发展的历史原貌。这在中国佛教近百年研究工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1994年研讨会上的交流，愈来愈多的学者趋于一种共识：禅宗作为一个宗派是唐代形成的，在此之前属于禅学。禅宗与禅学的分界标志，就是湖北黄梅的四祖寺五祖寺（任继愈先生语）。中华禅宗体现在“东山法门”，初创于四祖道信，形成于五祖弘忍，确立于六祖惠能。而2000年的研讨会则更集中于对四祖道信大师的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四祖大师是中华禅宗的先行探索者、奠基者。他为禅宗的建立在精神上（宗义与宗风）和实体上（寺院和僧团）作好充分准备，实施了择地建寺、集中传法、坐作并行、以农养禅等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又创造了楞伽与般若、戒律与禅修、念佛与成佛、渐修与顿修等新的禅宗理论。他的历史作用在于承前启后开拓了禅宗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其重要性在于让社会彻底改变了对僧侣的年看法，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特别在修行方法上的创新，其意义不亚于撰写中国佛经。
隋大业十三年（617）春，住庐山大林寺修禅的四祖道信大师得知吉州城遭兵围和瘟疫之难，奔赴城中，率军民禁屠念“般若波罗蜜”解兵祸，暮春降雪扑瘟疫之灾，吉州上下聚建雪山寺欲留四祖长驻。鉴于当时赣北与江北的淮南皖西各处仍有骚乱，四祖遂辞谢吉州盛情，未北返庐山，而是继续南下吉州所辖之泰和县潮山隐居。唐武德二年（619），说法于螺川（庐陵、吉安）诸地。
唐武德三年（620），隋乱渐平，朝纲已定，皖西局势渐安。蕲州道俗得知四祖道信大师隐居泰和，不远千里迎请。四祖遂携弘忍诸徒返回故里蕲黄，卓锡黄梅破额山双峰之麓。
一、择地黄梅，开创禅宗
黄梅县地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有吴头楚尾之说，时属淮南道皖西郡蕲州府（辖蕲春、黄梅二县，武德四年设永宁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境北高山区乃大别山南缘余脉之尾端，万岭千峰奔腾至此骤息，递接岗丘垅亩。其下平畴沃野，阡陌纵横。彭蠡古泽浸漫境南，汇大江东流，出武穴，接安庆，浩淼无涯，烟波万顷。上溯荆蜀，下航吴越，南渡可达岭南、衡岳，北上能通洛阳、长安，是舟车方便、鱼米富饶的湖广膏腴之地。又位居寰中，远距边陲，争掠杀伐相对较少，乃乱中之静域。
而尤为关键的还在于黄梅与庐山隔江相望，深受当时南北佛教文化思想相互交融的熏染，既有南方谈玄，又有北方重行。学派林立，思想活跃，兼容并蓄。东晋般若学家支遁在黄梅蔡山建江心寺、植二度梅，庐山慧远在濯港建柘林寺，三论智锴之师、南陈兴皇法朗于梁末从庐山渡江在黄梅湖区建佛寺五座，西魏菩提流支南隐黄梅建寺译经，塔葬多云山。择地黄梅有利于禅者吸收教下各派经典之精华。
破额山居县境北部群山之西端，主峰双峰山海拔599米，有群岭如九条巨龙蜿蜒匍匐从东、南、西三方攒聚峰下。燕窝地居峰下南麓，海拔129米，倚山面坡，香岑拱抱，有东西二涧合注坡前。坡沿为百丈龙头悬崖，涧水于此下跌谷地长冲四祖畈，纳汇诸溪而成幽黛河（玉带河）。隔冲相望，香炉山（笔架山）如案桌在前，群峰环迭，松竹苍茂，空旷开阔，隐密幽邃。山外聚落散布，十余里外有县治王枫白花畈，近有古驿站大河铺。既远离市集之喧扰，又利于四方信众学人朝礼参访。
早在隋大业（605~617）中期，四祖寄居庐山修习天台、三论诸宗禅法，常遥见江北故里山中有紫云纠缦腾升，返归寻得破额山顶下有洞常生紫云，遂于洞旁结茅称幽居寺。四祖此次归里，曾仍作山行，终以破额山“有好泉石，即住终志焉”。又喜得山下信士於涟员外乐捐祖坟风水吉壤“九龙朝燕窝”供奉建寺，四祖遂将幽居寺下迁燕窝地新址再造伽蓝。
四祖以其超凡的睿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蕲黄诸多佳境胜地中抉择了破额双峰作定居弘法的道场，一住三十年，守一不移，直至终老。
三十年中，四祖以坚毅的魄力，殚精竭思，夙兴夜寐，芟荑了破额山地万古榛莽，建成了天下向往的千秋祖庭。而称青史永垂的是在此开拓了中华禅宗--东山法门的始兴初成之路，探索了一系列对西天禅法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改革创新，适应国情民风，吸收大乘及老庄之学，形成了独特的禅法，建树了中国佛教史、中国禅宗史中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丰功伟绩。
诚如潘桂明先生所言：“道信大师是使楞伽师由弱到强的关键人物。”杨曾文先生认为，道信大师是真正具有宗派规模的中国禅宗之奠基者。
二、远避市邑 栖身山林
在选择修道弘禅的外部环境上，四祖效法智锴大师长住庐山大林寺的先例，幽栖破额山，远离都府县，以保持艰苦励志的古风。与当时佛教许多宗派纷纷趋附长安、洛阳，仰赖皇室与官家的供养以谋求生存发展的大势背向而行。他从师祖慧可禅师遁迹司空绝壁，跟随璨师辗转皖、潜、英、霍诸山，有感于自身泰和潮山造寺的种种生存经历；亲见亲闻都邑寺院在灭佛与战乱中首遭其害，而致僧尼流离失所的危难遭遇，体悟到只要道心坚固、愿力宏深，就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生存发展的条件；就能以坐作并行、农禅并重的日用方式使禅法弘扬不绝；就能历炼求法学人为法忘躯、道心日进。四祖以身垂范，三十年不离双峰。贞观十七年（643），太宗慕祖禅法，欲瞻风采，诏请觐见，四祖竟四拒圣旨，宁死不赴京都享受锦衣玉食的至尊之荣。日后弘忍亦“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择地冯茂山建五祖道场，不赴皇诏。四祖和他的继承者所提倡的这种远离城邑聚落而山居作务、将求道与作务并重相融的修行路线，不仅保证了僧团于乱中求安相对清净而且独立自主的修行环境，成为当时护教和行道的重要前提，并为禅门开拓了崭新的发展方向，获得对后世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三、首建禅刹 定居弘禅
这是四祖既为适应乱世求安，也为改革古习以求得达摩禅法能在东土生存延续的一项根本措施。
由于隋唐战乱交炽的兵荒马乱，聚集于黄河流域的城邑寺庙首遭其祸，幸存者亦闭门自保，无数的僧尼衣食无着，四处游移，出现了佛教僧众南下大潮。四祖纵观时局，深谋远虑，应机于破额山扩建幽居寺，营宇造像，大作佛事，接纳流亡僧众，力倡农垦自给，稳定游僧习禅。
贞观（627~648）初年，杜伏威、辅公祏叛乱，祸连淮南、江表广大寺僧。太宗采纳房玄龄之谏，限制僧尼留寺的人数，大部遣返回籍，致使僧众为躲避沙汰而逃遁，出现了第二次僧人南下大潮，破额山为逃亡僧众又一次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处。随着四祖禅法的传播，幽居寺更是天下僧人趋之若鹜的求法问道之宝所。
而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达摩禅系的楞伽僧众，已往既要逃避皇家法难，也为远离教内他宗“存见之流”的排挤迫害，长行“游化为务，居无定所”，韬光养晦，浪迹于荒岭野村，木食涧饮，穴处崖居。虽能效法践行西天头陀古风，然而遭致的后果是学人难以追随，弘法传承无着，宗脉危若悬丝。初祖、二祖虽各有徒三四，都因续后难继，未见传承。家师璨祖仅收门下一人。为挽救东土达摩禅脉于危亡，四祖断然改变游化之古习，择破额双峰建寺定居，聚众弘法。由是黄梅幽居寺“旌榜有闻，存没有迹”，天下禅僧心仪向往，众望所归，开中华禅宗十方丛林的肇端。
四、聚众修禅 广接群品
双峰定居有了固定的传法基地，四祖遂“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把已往封锁了三代达百年之久的达摩的禅法大门再次打开。他不择根基，广接群品，师徒相聚，问学辩难，奔凑者“月逾千计”，常住者达500余众。“缁门俊秀，归者如云”，“诸众学道，无远不至”。许多名称一方的禅师，慕名远涉关山而来。荆州四层寺法显，曾就学于天台智顗大师，受梦中僧人指点，奔双峰觐谒四祖，执弟子礼；荆州神山寺玄爽亦前来伏阁问道，亟发幽微；衡岳善伏，苦节翘勤，亦求四祖传“入道安心”之法；更有新罗国僧人法朗于贞观中来华求禅，从大林寺慕名转奔双峰，得四祖心法，藉楞伽开悟，行般若一行三昧。由是，楞伽经中体现如来藏佛性思想所包含的一切众生平等、人皆有真如佛性等等内容，都与中国固有的哲学观念（包括老庄、孔孟）本体论基础思想体系潜在相通。一旦得遇机缘传播开来，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立刻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由于四祖宣扬的以心为本（念佛以净心，坐禅以定心，信行以悟心）的禅学理论，简便易行，又与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之道相契，深得士大夫与劳动群众欢迎，在中下层社会培养了大批禅宗信众，推动禅学趋向大众化、平民化。三十年里，双峰受教弟子遍布湘、鄂、豫、皖、鲁、苏、浙、闽，南延两广、北及两京。贞观末，蕲州刺史崔玄礼闻而就礼，双峰禅誉令太宗皇帝钦慕，使封杀百年的达摩禅法首次恩获王命认可，得以广泛传播。四祖又“大作佛事，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幽居寺有佛可礼，有师可依，有法可闻，有禅可修，还有农事可自给自足，修禅无后顾之忧。于是緇黄白衣、官吏平民、文士脚夫，纷至沓来。双峰定居聚众，为禅宗僧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坐作并行 以农养禅
在古印度，佛教僧侣不准从事生产劳动，而且将其列为戒律条文。其生活来源，都依靠乞食与施主的布施，或受王室官府的供养。佛教进入中国，这一习俗也随之为中国僧人效仿。虽然在京城大邑里，少数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寺院也有从事商贸与生产劳动活动，但参加者都是下层僧众或未成年的小沙弥，僧人都以生产劳动有违戒律而避之。因此，社会上一般都把出家僧人视作寄生阶层。
四祖在双峰冲破樊篱，高扬“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 施为举动，皆是菩提”。将劳动吃饭当作一件大事，列入禅行之中，前提是只要方寸心中记住念佛求心，一切日常生活中的举手投足、劳动作务就都如同在道场中修行，都是如来藏性的流露。“作作并行”、“以农养禅”这一新的理念，从实质上改变了比丘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戒条。虽然首先是为适应当时趋向双峰的南流僧人日趋增多的形势，自力开荒种粮解决腹中饥饿，才能保障静坐禅修。四祖教诫门人：“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强调“坐为根本”，“坐”是到双峰修禅炼心的首务，但又必须“作”。“作”就是劳作、干活、种田、建造，用双手去创造禅修生存必须的活命物资。因此，“坐”与“作”均不可缺。四祖大师以组织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以身作则，带领诸徒，指挥协调入山僧众，白日依晷作务、垦荒、种植、收割、贮藏，以保香厨资粮；垒石、架木、诛茅、烧瓦，以建寮室殿堂。双峰禅人用自己的践行作出了让世人惊叹的业绩，吃有粮食，住有寮室，500人的常住和“月逾千计”的求法者每日三餐的生活资粮，不需仰赖官家与信众布施供养。在当时，这是影响何其巨大的转化。其具体行动虽未见记载，但《楞伽师传记》所述弘忍“役力以申供养”，“昼则混迹驱使，夜则摄坐至晓”，应该是当时情景的写照。从现在四祖寺周边的环境状况也可推断，原先由天王殿到一天门、二天门、四祖长冲及周边梯田坡地，世世代代都是旱涝保收的丰腴良田，见证当年四祖率众开垦的遗功。而洪寺、鲁班亭、青龙山上的大、小茅庵，各距燕窝地不出一二里地，都是当年百千人的禅修生息处所。
双峰禅人耕种的收获，建造的寮室，均属僧团所有，全体僧众不分上下，平等劳动，平等消费，开源节流，结成了可观的经济实体，是幽居寺保生存、保禅修的根本举措。“坐作并行，以农养禅”的理念，后经五祖弘忍的忠实继承，到四祖第六代法孙百丈怀海的手里，正式列为禅门清规的内容，“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作为禅僧必修的日课。由此社会对僧徒不劳而获的偏见亦有所改变，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改革。使禅宗在日后历经重重法难能顽强生存千年不坠。其现实意义时至当今，在中国佛教恢复与发展的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历史不会忘记，在那段完全没有供养、处境极端艰危的三十年里，中国佛教僧徒以禅僧为榜样，开展以农养禅、以工养禅、以技养禅，自救保法，勇克时艰，终于迎来了佛教发展重辉的新时期。“坐作并行”已列入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发扬光大，承续着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责。
六、继承传统 创新禅法
四祖在开山破额双峰之前积年游学江南，参究、修行在庐山、潮山，济众弘法在赣中、江左。深受当时南方盛行的般若空观思想的熏染。尤其在庐山，当时由天台宗与三论宗共据，规模最大的东林寺已成天台宗的主要道场，大林寺又是知名极高的三论宗大师智锴演教多年的基地。四祖住大林寺既研习三论宗禅法，又兼修天台宗教观，尤其是天台宗的思想理论对四祖的禅学思想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在庐山的十年，四祖对大乘佛教的空宗与有宗两大思想体系和禅修方法都进行十分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对般若性空学说有了深切与虔诚的信解。况且在初祖达摩所传宗经《楞伽经》里也存在般若思想的内涵，四祖对此两大思想体系相融相通已早得体悟，未雨绸缪。他在继承达摩禅以《楞伽经》印心的同时，着意吸取般若系经典《文殊说般若经》中提倡的以念佛成就“一行三昧”的禅修方法，而使“一行三昧”成为东山法门的标志。他以精睿的智慧、深邃的目光和博大的胸怀，参学原本不属于禅宗理论范畴的其他文化内容的各种经典中相通的因素，摄取天台、三论诸宗的禅理、禅法的经验，广引多本经论作禅修依据，将藉教悟宗与依教印心融会贯通。吸纳孔孟老庄诸家与佛教本义相通的忠孝仁爱礼义智信等人生修养论和性善论（理同人人皆有佛性）的传统思想要素，都兼容并蓄，取精用宏。让西天禅学与中华文化磨合契入，使之适应东土的国情、民情，相辅互进，酝酿创造出独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新的禅理、禅风和禅法，而又不失宗门本义的精华。由是成了楞伽与般若、念佛与成佛、戒律与禅修、农作与坐禅、渐修与顿悟五个结合，实现了达摩禅由“悟宗”趋于“悟心”的转化，形成了“直指人心，以心传心”的心宗法系。创立了守一不移的“入道安心”方便法门，给传统的达摩禅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动力。后来五祖弘忍创说《最上乘论》，将《金刚经》授付六祖惠能，作为东山法门的宗经传递于世。
在这三十年中，四祖向学人开示禅法，师徒相聚，问学辩难。门人记其精要汇集而成法本《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这是四祖为“有缘根熟者说”的创新禅法，是引导修行者达到心性觉悟的禅法，是双峰禅法的代表。它阐述了四祖在首行般若融入楞伽的见地与功夫，是我国第一部本土禅宗依般若经教立论的文献。四祖开宗名义申述：“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文中突出宣扬了四祖禅法的三人根本要义：一行三昧、实相无相、诸佛心第一；清净本心即是佛国净土；“任心自在、顿悟见性成佛”。提出了解行相扶以安此心的“五个方便”法要，辅以体现坐为根本的“止观双运”、“观悟自性”、“守一不移”和“坐作并行”、“戒禅合一”等实践方法。他以明心见性的实证法门广摄佛法义理和各种禅法于一体，厚积薄发，因机施教，善巧方便，普摄群机。开中国本土禅宗--“东山法门”的禅理与禅法的滥觞，五祖的《最上乘论》与《六祖坛经》均由此源头流出。
在此期间，四祖还撰写了数部有关创新禅理、禅法的法著，都应当是中华禅宗的早期文献。如在《楞伽师资记》中提到“道信著有《菩萨戒法》一本；在元代脱脱主修、清乾隆四年校刊的《宋史》（卷二百五·艺文四·系类第四·道释类）中，记有《大乘入道坐禅次第要论一卷三十一相·道信撰》之书目，又在现代学者葛绍光先生《中国禅宗思想史》中载有道信著有《禅宗论》等，均已失传。
陈兵先生对四祖创新禅法的特质大略作了如下的概括：藉教悟宗，教禅不二，诸佛心第一，提出直契本源，顿悟自心佛性，证自心净土，高扬心即是佛，不假外求。强调念佛与成佛的统一，清净本心即是佛国净土。
在禅法上，针对学人根机，教以顿入、念佛止观等多种方法，以摄群机。
在教学上，观机逗教，巧施机用，重集体参修。禅法多样，顿渐并行，止观双运，而以《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为主，可谓四祖禅的突出特点。
在实践上，定居学法，身行农禅，禅戒并行，念佛摄心，念佛成佛。
四祖的禅法忠实地继承了达摩、慧可、僧璨的思想精髓，而又顺乎天时、适应国情，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思想和世俗倾向。积极发挥了禅学的精神实质。表现了异于西天佛教的重要特色，带有祖师禅萌生的雏形。黄夏年先生在2000年《首届中国禅宗祖庭网络文化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是这样评论四祖大师的功业：四祖在双峰的三十年奠定了中国禅宗的发展方向和信仰的价值取向。他不仅直接为中国禅宗--东山法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还为惠能的南宗、神秀的北宗、法融的牛头宗乃至后来南宗的五家七宗的多向发展提供了思想内蕴，开后世禅净融合的端倪，把中国禅宗导向灿若繁星的新天地而千年不坠。杨曾文先生说：四祖道信大师是真正具有宗派规模的中国禅宗的奠基者。
七、一行三昧 去妄息心
四祖禅法中有一被称东山法门的标志性倡举，即是把”一行三昧“引入到禅宗的思想体系中。四祖法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宗明义指出：”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告知学人四祖禅法的见地是”诸佛心第一“，四祖禅法的实践功夫是”一行三昧“。接着又明确指出什么是”一行三昧“怎样去修习”一行三昧“。
《文殊说般若经》云：”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又言：”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四祖强调”一行三昧“是修行的根本。要修”一行三昧“，就要以无所求的心，专一的心，系念一佛；就是要把注意力和念佛的那一念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使注意力和念佛的那一念没有一时一刻的分开。心无二用，法无二用，安心一处，称一佛名，此刻念佛的心就是佛心，离佛无别心，离心无别佛，这就叫一行。如此，就能进入”三昧“即是三摩地、正定、定受、等持。等持就是能与所没有距离、平等一致地成为一个整体，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佛与众生无二无别，就有见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进入了这种空境，就是进入了三昧境界。其目的就是以此念佛法门为我们去除妄念，使我们的心有所依托，使我们的烦恼、执着能够在念佛过程中逐步消融，就能破除业障，显发实相。”一行三昧“是唯心念佛和实相念佛的结合，是以空发慧安心方便之门，是证得无上菩提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四祖念佛禅的特点。
四祖把初祖达摩的”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以专修”一行三昧“禅观之法，发展成为”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身心方寸，举手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这样一切禅修便归结为对自我本心的体悟，强调向内心用功。明确了心的本体地位，随心自在，无碍纵横，不滞于止观，成为日后中国禅宗修行生活的基本态度，同时他又提出了观心看净的方便法门作为随心任运的补充。反映了四祖思想的兼容性，埋下了南能北秀分化顿与渐的种子。
四祖提倡的念佛禅，不同于净土宗的念佛。其一，净土宗以专称阿弥陀佛洪名，而四祖的”系心一佛“没有限指某一尊佛。其二，净土宗念佛是发愿借助佛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四祖念佛不讲住生，而是要无所求，无所缘念，以自力达到内心”沉寂“。其三，净土宗强调有西方净土，四祖强调自我的清净本心就是佛国净土，是唯心净土论。
八、戒禅合一 强化禅修
四祖创新禅法的又一内容是戒禅合一。他主张依教明禅，重在”行“上，首创菩萨戒法，开禅宗所依菩萨戒本之本源。四祖在弘传禅法时，也极为注重戒律。双峰求法学人”月逾千计“，常住五百，这样宠大的修学集体，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严峻的生活方式（戒行）作辅助，实现弘禅传法的禅修实践是不能想象的。菩萨戒属于大乘菩萨所受的戒律，其内容为摄律仪戒（舍断一切诸恶），摄善法戒（修一切善法）和饶益有情戒（慈心摄受、利益一切众生）的三聚净戒。禅宗自达摩祖师以来，禅僧所修皆是头陀行，头陀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舍弃对世俗的贪恋，把物质需求降低到最底程度。四祖建寺定居、聚众修禅，双峰禅人所过的生活与古头陀行已不相融合，以菩萨戒法取代头陀行，也就势在必行。四祖法著有《菩萨戒法》，虽不见其具体内容，但从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和神秀等开法传禅中，都体现有菩萨戒行。台湾印顺法师著述中说：”弘忍门下的禅风，禅与戒相结合，原本是禀承道信的门风。弘忍门下的开法传禅，都与戒有关。“惠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兼授无相戒“，是戒禅一致的。神秀”五方便“的”离相门“，完全是菩萨戒次第。弘忍门下的宣什宗的”传香“都是菩萨戒的内容，还有牛头宗六祖法钦所说”无相戒“，也是承袭四祖以来的禅风。
九、高足星灿 分扬祖道
四祖双峰弘禅三十年，堂庑广阔，不择根基，广接群品，因材施教。”缁门俊秀，归者如云“。而将四祖禅法各弘一方的佼佼者亦不知几何。惜年湮时远，难觅记载。唯见于灯录的六大高足，即弘忍、法融、善伏、法显、玄爽和新罗僧法朗等，堪称人天师表的一方师。
弘忍：自幼跟随四祖四十年，穷研顿渐之旨，祖以日省月试，忍闻言察理，触事忘情，四祖”悉心其道授之“。弘忍是四祖在双峰山得力的生活组织者和卓越的农禅并重的经营者。《旧唐书》卷一九一卷《神秀传附弘忍传》言：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从现有的各种资料分析，禅宗实际是由在黄梅传法的道信及其弟子弘忍相继成立的，最初被人们称作”东山法门“。贞观十八年（644），密受衣法，承宗统为禅宗五祖。四祖寂，他禀祖遗旨主席双峰法座三年，后迁东禅寺和冯茂山传法，他在恩师四祖弘化三十年（632~651）的基础上，青胜于兰，复经二十余年（651~675）的努力，使东山法门大大隆胜起来，师徒接力半个世纪所树立的黄梅禅风--”东山法门“，在当时佛教僧俗两界享有极高的威望，形成佛法”大事问黄梅（五祖的代称）“的局面。黄梅县也由之享有”小天竺“之美誉。弘忍又在佛法昌隆的基础上，毅然改变历代的单传的付法形式，创立了”当理与法“者”分头并宏“的作法，令神秀、慧能等十人各化一方，使东山法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辐射全国，灿若繁星。而尤令青史永垂的是他以般若慧眼决选獦獠行者惠能为东山法门的慧命继承者，承续禅宗宗统为六祖，又以《金刚经》作为东山法门的宗经，付嘱惠能永传于世。惠能忠实继承东山法门，行化于岭南，发扬光大，将禅宗教义通俗化、平民化，其后贤又分灯五家七宗，各弘顿悟之旨，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直至今日。
法融：四祖大约于隋大业十二年（616），或说于贞观四年（630），亲赴金陵牛头山为其传授顿悟心法。由此，开启牛头宗禅法。法融由三论宗入禅，论著颇多；既承三论法朗师学脉，又启惠能禅风，是四祖双峰禅发展成为曹溪禅（即南宗）的重要中介。
善伏：衡岳僧，苦节翘勤，学众如云。后秉承四祖入道安心的念佛禅法，成为禅净兼修、宗教兼弘的一代宗师，开后世禅净双修先河。
新罗僧法朗：于唐贞观中期来华，经庐山大林寺奔凑双峰得承心法，归国后在湖踞山传法，大阐四祖禅旨，开东海禅道之滥觞，谥号智证大师。
还有荆州法显、玄爽，舒州法藏、法净，都先后来双峰习禅后，弘四祖禅法于荆襄、舒桐各地。
十、首开禅门 塔葬真身
唐高宗永徽二年初，四祖预知时至，命徒元一（亦说是弘忍）于西岭岗起造墓塔。至闰九月初四日，塔成，四祖沐浴更衣，步入塔中跏趺安坐，嘱咐弟子：”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言讫寂灭。五祖弘忍遂封闭塔门。翌年九月，塔门故自开，四祖真身无丝毫损坏。弘忍遵祖遗旨将四祖真身漆布包裹，仍供塔中，接受大众膜拜。四祖保留其身是效法庐山智锴大师真身不坏的作法，后世崇祖仿而行之，如六祖惠能大师、明代憨山禅师与丹田禅师诸祖真身至今仍安坐于广东韶关南华寺中。
十一、兼医济世 以医助禅
在唐宋时期，皖西郡（辖蕲州府蕲春、黄梅、广济三县，安庆府辖的宿松、太湖、望江三县，舒城府潜山、桐城、舒州三县）是四祖师从璨祖和后来行脚弘法的故地。这些地方尤其是蕲春、黄梅、广济，流传四祖身怀武功绝技，又精岐黄之术，治病救人，治愈蛇毒、虎伤、坠崖、中暑、瘟疫、风毒等险重病害。
在这些地方，芥菜粑、米雀花粑更是传承千载不绝，都说是当年为诊治春季肆虐于各地的疥疮顽癞，四祖告诉民众就地取材，用时令芥菜叶或米雀草花切碎，掺和炒米粉揉成粑团，蒸熟食用，凑效神奇，迅速扑灭疮疾流行。既作药疗冶病，又为渡春荒提供了简便易作的食物。在黄梅，每年三月初三日四祖圣诞庙会，邻近数县民众于双峰山下赶集交流，盛况空前，四祖寺常住预制很多分发赴会的僧俗大众。至今当地还流传吃菜粑的民谣：”芥菜粑，团巴拉；米菊粑，筋拉拉。小孩吃了玩泥巴，大人吃了驾犁耙，姑娘吃了绣鞋花，婆婆吃了纺棉纱。芥菜粑，团巴拉；米菊粑，筋拉拉。虫不咬，病不发，人人都把四祖夸。“黄梅的芥菜粑和武穴的米雀粑，都可堪称民俗土特食品中的一绝。
四祖禅修劳作之余，登山采药、治病疗伤、飞身悬崖、伏虎降龙（蛇）、击石涌泉，多有传闻。
大历三年（768），代宗皇帝依皖西郡史陈述四祖创新禅法、以医弘禅实绩的奏章，追谥四祖”大医禅师“尊号，绝非仅以医心而定。
综上所述，四祖双峰开山三十年，是开创中国禅宗的三十年，在禅宗史上意义不可估量，武汉大学方永先生的评语说：
他建立了达摩一系禅者的僧团，奠定了禅宗的组织基础；他形成了以禅为中心的理论，奠定了禅宗的思想基础；他开创的农禅结合的路子，使佛教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经济基础，使禅宗可以最小程度受官府宗教政策的冲击而稳步向前发展。
他使佛教理论大大简化，从而满足了一般百姓和士大夫的实际需要，广开法门，为佛教获得强大的群众基础开辟了道路，从而使禅宗在佛教屡遭打击之后能够生存下来，进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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