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联系唐代道信、弘忍建立“东山法门”;宋代临济宗高僧法演在东山五祖寺传法,培养弟子,将临济宗推向兴盛的事迹,论述黄梅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后认为太虚在黄梅演讲中所说振兴佛教从“禅宗入手”的话,仍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道信、弘忍、禅宗、东山法门、法演、临济宗
作者简介: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7日,山东省即墨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著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等。
在中国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黄梅占有重要地位。禅宗所奉四祖道信长期在黄梅双峰山传法,五祖弘忍在冯茂山(东山)传法,将自北魏菩提达摩以来所倡导注重心性觉悟的禅法发扬光大,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在弘忍的法系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至唐后期,北宗趋于衰亡,南宗兴起,从中相继形成禅门五宗。进入宋代以后,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比较兴盛。临济宗分为黄龙、杨岐二派。开始黄龙派风行一时,然而在进入北宋末年杨岐派迅速兴起。杨岐下二世、白云守端的弟子法演晚年住持黄梅东山五祖寺,培养出杰出的圆悟克勤等杰出弟子,将杨岐派推向兴盛,一直传至今日。可谓天下临济尽杨岐,杨岐法脉承黄梅。
因笔者以往对道信和弘忍的东山法门、五祖法演及其法系皆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从宏观上对黄梅与中国禅宗的关系作概要说明。
一、黄梅“东山法门”——中国禅宗的成立
中国禅宗是进入隋唐以后形成的佛教宗派之一,与天台宗、华严宗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
禅宗的成立,大体经历了酝酿期、初创期、南北宗并立期和南宗独盛期。从被禅宗奉为初祖的北魏菩提达摩,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可作为禅宗的酝酿期;唐初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黄梅创立“东山法门”,标志中国禅宗成立。此后,弘忍法系分为南、北二宗: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的北宗因得到朝廷直接支持,在以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广为传播;慧能的南宗以韶州曹溪为中心弘传顿教禅法,在“安史之乱”(755-763年)之后随着北宗的衰微而发展成为禅宗主流派,唐末五代从中相继形成禅门五宗。
在现湖北省黄梅城西的西山,因有双峰屹立故名双峰山,又名破额山、破头山。现有唐代道信禅师始建的四祖寺。黄梅城东的东山原名冯茂山,现有弘忍禅师当年传法的道场“五祖寺”。道信嗣法于隋代的僧璨,被禅宗奉为四祖;弘忍嗣法于道信,为禅宗五祖。道信、弘忍继承和发展了自菩提达摩以来倡导的重视心性觉悟的禅法,时人称之为“东山法门”,名扬南北丛林,门下拥有500人乃至上千人的僧团。
道信(580-651),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沁阳县)人,俗姓司马,自幼出家,慕名前往舒州皖公山(在今安徽省潜县之西)归依慧可的弟子僧璨,学习禅法。在隋末战乱的环境,道信应道俗信众之请到庐山大林寺传法。唐初武德七年(624),应蕲州(治所在今湖北蕲州镇)道俗信徒之请到江北传法,见黄梅双峰山景色秀丽、泉水清澈,便在此造寺作为修行和传法的道场。
道信在双峰山寺传法三十多年,四方前来学法者很多。《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信传》说:“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人最多时达500余人。弟子中著名的有黄梅弘忍、荆州法显、常州善伏、玄爽等人。唐代杜朏《传法宝纪》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八月,道信遗命弘忍继后,安然坐化,年七十二岁。#p#分页标题#e#道信有禅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弟子,在唐净觉所著《楞伽师资记·道信传》中有其摘要。
道信上承菩提达摩以来遵奉《楞伽经》重视净心悟道的传统,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应弟子的询问,围绕禅修应依据的经典、如何禅修以及禅观内容等问题进行阐释。
(一)引证《楞伽经》,强调“诸佛心第一”。认为在大乘佛法中只有观悟“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佛性)的法门最为重要,众生之心从根本上说等同于诸佛之心。修行者可通过禅修体悟自性,断除烦恼情欲而达到解脱。又据《文殊说般若经》倡导修“一行三昧”,教修行者从观想一佛开始,到观察法界实相、佛的法身,进而体悟“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从而进入处处是道场,时时入菩提的自由无碍的精神境界。
(二)引导弟子通过修持“一行三昧”,认识佛、实相、心三者毕竟等同不二的道理,强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从而将菩提达摩提出的“理入”禅法推向新的阶段。
(三)要求弟子“努力勤坐,坐为根本”,坚持“守一”和“看心”,说“悟佛性者,是名菩萨人”。
道信对菩提达摩以来的禅法有很大发展,一是强调修行以体悟自性为根本、二是增进禅修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奠定了“东山法门”的禅法基础。道信的禅法经弟子弘忍在中国禅宗史上被称为五祖,继道信之后以双峰山和冯茂山为传法中心,对达摩禅法有新的发展,门下弟子分布全国各地,扩大了东山法门禅法的传播范围。
弘忍(601-674),黄梅人,俗姓周,七岁出家,从十二岁起师事道信。为人勤奋,待人厚道,白天参加寺院杂务劳动,晚上进行禅修,如《传法宝纪》所说“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他遵循道信的教诲,重视坐禅,不求多读佛经,然而对《楞伽经》等经的要义有深刻和独到的理解。#p#分页标题#e#
道信死后,弘忍受命住持双峰山寺,又将传法中心拓展至东山寺。随着“东山法门”名声远扬,四方前来参学者日多。《楞伽师资记》记述:“四方请益,九众(按:指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学法女、男居士、女居士、出家、出家尼,泛指僧俗信徒)师模,虚往实归,月俞千计”;《传法宝纪》记述:“令望所归,裾履凑门,日增其倍,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 门下僧众经常聚集500人,有时乃至达千人之多。
弘忍虽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据《楞伽经》阐释禅法的传统,然而更注重言传身教,不注重文字著述。《楞伽师资记》说他“萧然净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他曾对弟子玄赜说:“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楞伽经》提倡通过禅修行转变心识,使本有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佛性)显现。弘忍有禅法语录《修心要论》传世。
《修心要论》在继承菩提达摩禅法的基础上提出“守心”的禅法主张,说人人皆有清净本性,只要通过以“守心”为要旨的修行,就可以断除执著自我的“妄念”,达到见性成佛。
(一)一切众生先天具有“清净之心”、“金刚佛性”,是达到觉悟成佛的内在依据,所谓“至亲莫过于心,若识真如守心,即到彼岸”,“三世诸佛以自真心为师”。
(二)强调“守心”是达到觉悟解脱的根本法门。守心是围绕体悟自性(佛性)为中心的修行,在形式上既可以禅观,又不局限于禅观,是可以贯彻于人的行、住、坐、卧的一切状态之中的修行。守心是个渐进的修行过程,主张通过持久地修行断除妄念,使清净之心显现。这如同磨镜一样,只有将尘土污秽磨擦洁净才会豁然明亮。
弘忍门下有十一位著名弟子,他们是神秀、智诜、刘主簿、惠藏、玄约、老安(惠安或道安)、法如、惠能(慧能)、智德、义方,还有撰写《楞伽人法志》的玄赜。弘忍对他们皆有评价,认为神秀对《楞伽经》的见解最符合他的心意;智诜和刘主簿二人具有出众的文才;惠安有很高的道行;法如、慧能、智德二人具有师德并有能力教化一方的人物;义方善于讲经说法……,相信他们将把他的禅法传播于天下。#p#分页标题#e#
因弘忍嗣法于道信,后世便把道信、弘忍禅法和法系统称为“东山法门”,如《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说:“忍与信俱住东山,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实际上“东山法门”蕴含二义:一是指道信、弘忍弘传的禅法,也称“东山净门”;二是指道信、弘忍的法系。据《楞伽师资记》,唐大足元年(701)神秀应诏入东都,武则天问:“所传之法,谁家宗旨?”他回答:“禀蕲州东山法门。”这里的“东山法门”是指东山法门禅法。《宋高僧传》卷八《弘忍传》所说:“入其趣者,号东山法门欤。”这里的“东山法门”是指东山道信、弘忍的法系。
道信、弘忍相继创立的“东山法门”,标志着中国禅宗的正式成立,为中国佛教史翻开新的一页。弟子神秀(?-706)应朝廷之召到以长安、洛阳二京为中心的北方传法,为“两京法主,三帝(按:武则天、中宗和睿宗三位皇帝)国师”,与弟子普寂弘传源自“东山法门”的禅法,史称北宗。另一弟子慧能(638-713)从弘忍受法南归韶州曹溪宝林寺,对传统禅法和“东山法门”有较大革新,倡导“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顿教禅法,创立影响深远的南宗。后来,南宗发展成为中国禅法的主流派,先后形成禅门五宗,流传全国乃至海外,对中国佛教乃至历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二、法演儿孙遍天下——临济宗的昌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朝是继隋唐之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皆取得重大发展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这时期,由于儒释道三教相互会通和彼此吸收,促使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和艺术皆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佛教中,宋初最有影响的宗派曾是华严宗、法相宗和律宗,然而不久禅宗得到皇室、朝野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在京城建有皇家寺院或准皇家寺院,在大江南北得到迅速传播,逐渐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
#p#分页标题#e#在唐末五代形成的禅门五宗中,沩仰宗最早衰徽不传,进入宋代以后相继流行的是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最后是曹洞宗。在这其中,法眼宗传播时间较短。临济宗与云门宗相并盛行,特别从仁宗朝中期至徽宗朝初期(约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得到空前发展,影响较大。至于曹洞宗,曾长期教势不振,直到北宋后期才得到较大发展。
临济宗是禅门五宗中唯一创立于北方的宗派,长期在北方传播。临济下四世首山省念(926-994)长期在汝州首山、广教寺等寺传法,弟子中以汾阳善昭(947-1024)、叶县归省、谷隐蕴聪等最有名,将临济宗迅速推向振兴之路。在善昭弟子石霜楚圆(986-1039)以后,临济宗传播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分为黄龙派和杨岐派。
临济宗黄龙派是由楚圆弟子黄龙慧南创立,是继云门宗之后北宋最盛行的禅派,大幅度地推进了临济宗在江南的传播。不少禅僧与王安石、谢景温、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等著名儒者士大夫有密切交往,在文化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的篇章。然而临济宗黄龙派在进入南宋以后逐渐走向衰微。
杨岐派是由楚圆弟子杨岐方会创立的,至北宋后期再传弟子五祖法演以后迅速兴起,法裔兴盛,一直流传至今。
#p#分页标题#e#法演(1025年前-1104年),俗姓邓,绵州巴西(在今四川省绵阳市东)人。据南宋庆老《补禅林僧宝传·法演传》记载,法演自幼出家,曾在成都深究法相唯识义理,后出四川到各地游方,经京城进入淮浙(今安徽、浙江一带),在十五年间先后参谒过四位禅师,最后到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投到白云山守端禅师(1025-1072)门下受法得悟。法演离开守端之后,应请住持舒州四面山寺(在今太湖县东北)、太平寺(在今安徽潜山县城北)、白云海会寺,先后长达二十七年,晚年应请住持黄梅东山五祖寺,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004)八十多岁圆寂。
法演因晚年住持黄梅五祖寺,世人称为五祖法演。法演禅师的传法语录现有三卷,包括《舒州白云山海会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语录》,题“参学才良编”;《次住太平语录》,题“参学清远集”;《次住海会语录》,即在白云山海会寺的语录,题“参学景淳集”。最后是《黄梅东山演和尚语录》,是法演住持黄梅五祖寺之后由弟子惟庆编录的。全录之后附有偈颂70首。
从法演语录来看,他继承了临济宗的禅法,然而在弘扬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一是强调佛法“第一义”(佛性、自性、实相等)不可述诸文字言说,然而却是世、出世一切之本,从教化方面来说是可以作出理解的,因而才有佛祖禅门宗旨的传授,为后学规范,宗风绵延不断。他与其他禅师一样,对于诸如“如何是佛”、“如何是道”等问题,经常以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话加以搪塞,暗示学人自己领会。二是要求弟子将尽“本分事”的修行贯彻到日常修行和生活之中,表示在四时佛事、听法、耕田农事活动和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中,能够自然领会临济宗、云门宗、赵州禅等的禅风,也就尽到了“本分事”,达到修行在要求。三是说法富有生活情趣,经常运用描景诗偈。
法演门下最著名并且影响较大的嗣法弟子有所谓“东山二勤一远”,即曾在开封天宁寺传法的圆悟克勤、舒州龙门山佛眼清远、舒州太平寺佛鉴慧勤。此外,潭州开福寺道宁、彭州大随山元静也比较有名。他们生活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在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安徽、江苏、湖南、四川等地传法,将临济宗杨岐派推向各地。在禅法上主张佛性本有,见性成佛,提倡修行不离生活日用,传法方式生动活泼。法演门下天目济的法系,到金元之际出了海云印简、子聪(刘秉忠),对推进蒙元吸收汉文化建立文教制度起了推进作用。#p#分页标题#e#
圆悟克勤(1063-1135)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法演住持黄梅五祖寺期间,他曾跟随前往担任首座,协助主持寺务,有时受师委托分座说法。在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离开法演之后,先后住持成都昭觉寺、澧州夹山灵泉寺、潭州长沙道林寺、江宁蒋山寺、开封天宁寺、金山龙游寺、南康军建昌县云居真如寺。在文字禅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他除有语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传世外,还有以云门宗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为基础而编撰的《碧岩录》,以其禅思深刻、格调清新和文笔优美而著名。克勤生前传法地域相当现在的四川、湖南、江苏、河南、江西诸省,受到上至皇帝、皇亲国戚、大臣权贵,下至普通儒者、僧俗信众的信奉或支持,声名卓著,弟子很多。孙觌《圆悟禅师传》说克勤“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领袖诸方者百余人,方据大丛林,领众说法,为后学标表,可谓盛矣!”在克勤弟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大慧宗杲、虎丘绍隆二人。
进入北宋末年以后,随着黄龙派的衰微,杨岐派逐渐发展为临济宗的主流。至南宋后期,临济宗几乎全属杨岐派,最有影响的就是嗣法于圆悟克勤的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的两大法系。
南宋以后的禅宗只有临济宗、曹洞宗流传。对于临济宗,可以说“临济法系唯杨岐,法演儿孙遍天下。”
三、太虚在黄梅讲演:中国佛教振兴当从“禅宗入手”
黄梅是中国禅宗正式发祥地。东山法门、南北宗皆源自黄梅,宋代临济宗杨岐法系走向兴盛也脉承东山五祖寺。因此,黄梅在中国佛教史、禅宗史乃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当说是勿庸置疑的。
1923年#p#分页标题#e#4月,中国现代致力佛教革新运动的太虚大师(1889-1947)在汉口成立宣教讲习所。7月,与王森甫、史一如等人到去庐山主持璁期讲习会,向信众讲授“佛法略释”、“佛法与科学”、“佛法与哲学”等,又请黄季刚、汤用彤、张纯一作佛学演讲。接着,在庐山大林寺发起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有意“联合中日佛教徒,以联合进行传布佛教於欧美”。(《太虚大师年谱》)当月,太虚应黄梅居士黄季蘅的邀请,与超一、严少孚等人到黄梅,在明伦堂讲演三天,此后参访了老祖山、五祖寺、四祖寺等地,撰写《老祖山》、《癸亥七月七日宿于黄梅五祖寺》、《东禅寺观六祖坠腰石》、《黄梅吟》等诗。(《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编《诗集·潮音草舍诗集》)
太虚在黄梅,曾特别以《黄梅在佛教史上之地位及此后地方人士之责任》为题演讲,对中国禅宗的形成、发展和黄梅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作了论述,强调禅宗六祖慧能从五祖弘忍受法的意义,说:惟初祖至五祖,其道犹未能大昌于世,迨六祖受衣钵而后,始衣止不传,法被天下。不独缁流得法者多,而儒生高足亦多有入于禅宗之室者,此乃佛教一时之盛也!考六祖受法之因缘,东禅寺为传法之场。
认为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占据重要地位,说“中国之佛教,乃禅宗之佛教”,并且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际,指出禅宗对思想文化曾有过重大影响,说:盖中国自晚唐、五代以来之佛教,可谓完全是禅宗之佛教;禅风之所播,不惟遍及佛教之各宗,且儒家宋、明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亦无不受禅宗之酝酿而成者。故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而其枢要则在黄梅五祖之能毅然决然以传能大师为六祖耳。此可见黄梅佛教史地位之重要也。#p#分页标题#e#
他明确表示,禅宗无论对中国佛教文化,还是儒家宋明理学、道教以至唐宋以来的道德文化,皆予以巨大影响。因此,当年六祖慧能从黄梅五祖受法南归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他还认为,要振兴佛教,“当明五祖传六祖之道为根本”,强调“非由禅宗入手,不能奏改善世道之效”。(《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八编《讲演》)
此外,太虚在其他文章中对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也作过论断,曾说:“中国佛教特质在禅”;“中国佛法之骨髓,在于禅”。(《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佛法总学·源流·中国佛学》第二章、第三章)
可以认为,太虚这些见解,至今对深入认识中国佛教和推进佛教建设事业也是有参考意义的。